學術專著里的外國人名有必要翻譯成中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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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10年，新聞出版總署就發布了《關于進一步規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對規范使用外國語言文字的使用提出了要求。通知中規定：“在漢語出版物中，禁止出現隨意夾帶使用英文單詞或字母縮寫等外國語言文字……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和科學技術術語要按有關規定翻譯成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外國人名作為專有名詞(proper noun)在中文學術專著的出版中多有涉及，尤其是文獻綜述部分，作者也多用外文直接混在行文中使用，形成夾帶使用。在通知發布之前，很多出版社的編輯在編輯加工中遇到此種情況時，也默認了作者的外文人名直接使用而不做處理，而如自從新規始，處理學術專著中的外國人名便成為編輯重要的工作之一。現將工作中處理外國人名漢譯的心得總結如下：

　　保留外國人名有利于表述的精確

　　在學術專著中，文獻綜述部分涉及外國人名尤其多，情況也很復雜，不要說在中文作品中是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專業的翻譯人員都很頭疼，按之前翻譯界的慣例，學術專著中的外國人名是可以保留原名，而不用譯成中文的。人名本身就是一種符號，翻譯人名的原則也就是音譯而已，一本學術著作中原汁原味兒的老外名字被譯成中文的符號之后，由于譯名的不一致，對于讀者而言恐不知所云為何人。而專業學術作者與讀者對于外文原名的識別卻有著高度的一致。

　　十多前年淘得一本G.P.古奇的《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之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張契尼生前讀過的書，因為張契尼早年做過《大公報》國際版的編輯，又是少有的翻譯家，見多識廣，但述而不作，一本學術專著也沒出。翻開書滿滿的是先生對此書翻譯質量的不滿，外文人名尤甚，如先生批“為什么不把原文人名寫出來，莫明其妙”“真氣人，就是不列原名，即此一端，可見編輯工作之差”“人名，原文不列，實在可恨”。如果不是張先生這樣的大家，估計真正讀明白些書的人太少了。如果放到現在，這本書按新聞出版總署的規定編校質量肯定不合格，但此書60余萬字，卻蘊含10余人的心血，譯稿來之不譯。正如編后記所說“譯者耿淡如教授學風嚴謹，對譯事不憚其煩，反得修改，不幸未竟其功而去世……世界歷史研究所盧繼祖同志賡續其事，再作校訂，不幸她校了九章后，因病逝世……又承世界歷史所的同志……”，對此張先生感嘆：“譯校二人未竟其功而去世，可見譯事之難”，對最后一句的“……難免仍有紕漏，請讀者指正”的客套話，張批道“謬誤甚多”“不是難免，而是太多”，看來翻譯工作比寫書還要難，學術專著人名漢譯更多時候是費力不討好，不如靈活處理，譯與不譯結合。

　　譯名應符合規律

　　外國人名應該有中文譯名的，大多數是依發音譯成的，但這個中文譯名應符合規律，也就是要統一、要應盡量沿用國內的固有的譯法，要認識到譯名的復雜性。如果是國際上的“頭面人物”通常看看外交部門的“官方譯法”就可以了，例如克林頓、普京等;有的工具書也作了一些統一的工作，如新華社譯名室編的《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外研社出版的《英語姓名詞典》。這些工具書是否統一和全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工具書會解決大部分的譯名問題，但英語姓名與民族、宗教文化的歷史演變有著密切的關系，針對具體的人名時，我們也應注意其復雜性。例如在歐洲不同語言里有不同形式的名字，而且其中不少是常用名，在翻譯的時候，都不宜一律按英語譯出。如， John來自希伯來語，原意大概是“Yag us gracuiys”。在歐洲其他語言里，與英語形式最接近的是德語，作“Johann”或“Johannes”;漢語“約翰”這個譯名，其讀音正與德語相近，而與英語相去甚遠。它還經常以昵稱“Hans”(漢斯)形式出現，而且這個昵稱也經常被用作正式教名。[1]再如，筆者編輯的《管理會計在中國：成本計算方法、成本管理實務和財會職能》(楊繼良、姚祎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作者為美國人瑞夫·勞森(Raef Lawson)，“瑞夫·勞森”的譯名是編輯按規范的譯法處理的，但本書的譯者楊繼良先生和作者本人熟稔，他說Raef Lawson的上代是阿拉伯人，后入境隨俗，作者本人說他愿意被讀成“雷夫·勞森”。類似這些情況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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