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不僅僅是作者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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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著作權法》自1990年通過至今已有近13年的歷史,其間經過一次修訂。對于這部法律,多是褒贊之聲。從條文上看,或許可以這么認為,但是從作者所獲得的實際利益分析,情況卻不容樂觀。因為《著作權法》上規定的一些作者的權利很難實現。例如,第43條規定的作者獲酬權,至今缺乏可操作性。

　　1990年頒布的《著作權法》第43條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非營業性播放已經出版的錄音制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表演者、錄音制作者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多年來,廣播電臺、電視臺就是依照這條規定,不經許可,也不付酬,每天大量播放錄音制品。這條規定,在世界各國都是難以找到先例的。因此,它不僅違反TRIPS協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和《伯爾尼公約》,而且在實踐中也遭到廣大作者的強烈反對。

　　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對第43條作了重要修改,將原來的“合理使用”改為“法定許可”。即廣播電臺、電視臺非營業性播放已經出版的錄音制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但必須支付報酬。這應當被看作是我國作者在捍衛其著作權和人權方面的一個勝利。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雖然法律有了明確規定,但作者的獲酬權仍停留在紙面上。

　　也許有人認為,對于第43條規定的“法定許可”,國家尚未制定出具體的“付酬標準”,因而有關部門有理由不付報酬。但是,使用他人作品,應付報酬而不付報酬的行為,屬于《著作權法》第46條規定的侵權行為。因此,僅僅以沒有“付酬標準”就拒付報酬,缺乏充分的理由,難以擺脫侵權的干系。

　　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有多種,其中至少有一種是出于對于著作權的誤解,即認為,著作權也就是作者之權,與我使用者無關;既然國家尚無付酬標準,我能躲一天算一天。這種觀點是不可取的。因為著作權并非僅僅是作者之權,使用者以國家尚無付酬標準為由敷衍作者的同時,也是在敷衍自己。

　　假設有這樣一個小社會,只有三個人:作者、出版者和讀者。當作者創作完成一部作品之后,他是否享有著作權,或者說,著作權對此時的作者來說有什么意義嗎?回答只能是,沒有意義。因為那部作品沒有被出版,沒有被閱讀,著作權對那位作者來說(如果套用著作權自創作完成之后自動產生的理論),價值是零。假設在作品創作完成之后再加進一個人-出版者,著作權有意義嗎?回答仍然是,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人去購買、去閱讀那部作品。印好的書(即使印刷精美),不過是一堆垃圾,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也無從體現。只有在作者、出版者、讀者同時存在,大家都參與到作品的創作、傳播與閱讀過程時,著作權才真正有意義。因此我們認為,著作權不僅僅是作者的權利,它還應當是出版者的權利和讀者的權利。

　　如果我們把這個小社會放大,用作品傳播者替換那位出版者,用公眾替換那位讀者的話,道理便很明白:著作權是社會每個成員的權利。如果我們秉持這種觀念,那么,依法向作者付酬這種行為,不僅是在獎勵創作,也是在肯定使用者的貢獻。使用者根據所使用的作品的數量向作者支付報酬,付酬越多,意味著所使用的作品越多;而所使用的作品越多,公眾得到的精神產品就越多,使用者的回報也會越多。因此可以說,著作權本質上是獎勵創作、獎勵作品傳播、造福于全社會的一種制度。

　　廣電部門應當根據新《著作權法》第43條的規定,及時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即使國家尚未制訂“付酬標準”。因為著作權并非僅僅是作者之權,廣電部門作為作品使用者在獎勵作者的同時,也是在獎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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